?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关于这三件文物的红色通告（Red Notice）及紫色通告（Purple Notice，针对特定犯罪模式）副本。
? 中国相关省级文物局、国家文物局出具的官方证明信函（经公证认证），证实其为被盗文物，要求返还。
? 关于“海妖号”及达西船长涉嫌参与国际文物走私网络、洗钱活动的初步情报摘要（部分匿名来源，但指向清晰）。
? 关于隐门欧洲艺术基金利用拍卖洗钱、进行非法交易的金融分析报告（同样经过技术处理，保护信源）。
“我们同时请求，”劳伦斯律师继续道，声音沉稳有力，“基于案件涉及正在进行的反恐及国家安全调查，且文物本身具有极高历史、艺术及科学价值，极为脆弱，不宜长期处于不稳定保管环境，美方应在完成必要的司法程序前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文物安全，并允许中国指派的文物专家在第三方（如UNESCO或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）监督下，对文物进行非破坏性鉴定和状况评估。”
苏瑾快速翻阅着文件的摘要和关键段落。这些文件，是她过去七十二小时内几乎不眠不休，调动了国内最顶级的文物专家、法律团队、情报分析人员，在极端保密和高效协同下完成的结晶。每一份证据，每一条法律依据，都经过反复推敲，力求无懈可击。这不是一份简单的请求，这是一份经过精密计算的法律战书，目标直指美国庞大司法体系的软肋——在国际舆论、道义压力以及确凿证据面前，其国内法中关于返还被盗文物的既有程序和司法实践。
“很好，劳伦斯律师，辛苦了。”苏瑾合上文件摘要，目光扫过桌边其他几位同样面容严肃、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——一位是精通美国司法程序的出庭律师，一位是顶尖的文物鉴定和艺术品犯罪研究学者，还有两位是擅长处理国际政府间事务的前外交官。“文件立刻通过外交渠道（中国驻美大使馆、驻联合国代表团）和美国国务院礼宾司，同时递交。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的文件，通过我们在巴黎和里昂的联系人，以最快速度递交。所有递交过程，必须留下明确记录。”
“明白，伊莎贝拉女士。”劳伦斯律师点头，“我们会确保每一份文件都准确送达指定部门，并启动跟踪程序。预计美方相关部门（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、司法部资产没收与洗钱执法处、国土安全部调查局艺术品犯罪组等）会在24-48小时内收到文件，并开始内部评估和跨部门协调。这个过程不会快，尤其是涉及‘海妖号’这个被定性为涉恐的案件。”
“我们不需要他们快，”苏瑾走到会议桌另一端，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，她的手指轻轻点在东地中海区域，“我们需要的是‘正式’。正式启动法律程序，将这三件文物的归属问题，从一个模糊的‘扣押物’，变成一个明确的、有法可依的‘国际追索请求’。这会在美国官僚体系内部制造一个必须被处理的议题，会吸引国会、媒体、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。这会成为一根刺，扎进他们原本可能想低调处理、甚至内部消化（比如通过民事没收程序最终拍卖）的算盘里。”
她顿了顿，目光锐利：“更重要的是，这会为我们争取时间，制造烟雾，分散注意力。当国务院、司法部、FBI的艺术犯罪组、HSI、甚至国会某个关注文化遗产的委员会，都开始过问这三件‘中国国宝’时，某些人（她意指隐门及其背后的保护伞）想要在暗处操作，将文物‘消失’或‘转移’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增加。而放射性标记这个意外，虽然增加了复杂性，但也使得任何对文物的不当处理，都可能引发更大的‘国家安全’质疑，这反而可能成为我们的保护层。”
那位前外交官，一位头发银白、气质沉稳的老者，缓缓开口：“伊莎贝拉女士，您说得对。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，美方完全可能以‘案件涉及正在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’、‘文物是重要证据’、‘需优先进行反恐和反扩散调查’为由，无限期延迟甚至拒绝启动正式返还程序。他们甚至可以援引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（IEEPA）或其他行政命令，将文物作为‘涉及国家安全资产’直接冻结。法律程序，只是我们手中的一把剑，能刺破对方的防御，但未必能一击致命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杠杆。”
“杠杆会有的。”苏瑾走到窗边，望着窗外渐渐散去的晨雾，以及远处联合国万国宫朦胧的轮廓，“第一，国际舆论。我们已经联系了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卫报》、BBC、法新社等国际主流媒体中，长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归还议题的记者和专栏作家。一份关于‘美军在地中海反恐行动中意外截获中国失窃千年国宝，中国正式启动追索程序’的新闻稿，正在精心打磨，会在适当时机——比如美方收到我们的正式文件后，但尚未做出公开回应前——由多个渠道同时发布。标题要醒目，内容要客观，但立场要清晰：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，支持物归原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