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个……副歌的旋律走向，很不一般啊。”
那之后，板仓每个月会留出半天时间来听她的新demO。他带来了一些创作上的建议——大部分和市场有关，比如“副歌旋律的首音如果低八度进入，卡拉OK的客人会更容易跟唱”。她挑着听，采纳了一部分，另一部分保留了自己的判断。
还有一件事。录音师讲的。
有一次收工后，录音师收拾设备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哦对了，上周末我去卡拉OK唱歌，包厢隔壁有个女生在唱你录的那首《风的轨迹》。”
幸子手里的茶杯停在嘴边。
“她唱得还不错。”录音师说着收好了线材，“就是副歌那个转折——你录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气声处理的，对吧？那个地方她没唱出来，但她一直在反复尝试。我听她前前后后唱了四遍。”
那天晚上幸子躺在公寓的床上，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。
那个女孩在反复练习自己唱的那个气声转折。
她不知道幸子的名字，不知道她的长相。但她在模仿她，在学她。
“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。”
这个念头浮上来的时候，幸子被它吓了一跳。
她刚刚入行的时候，也想过是不是立刻就会被包装得光鲜亮丽地就去舞台上了。
但西园寺小姐给出的答复是“时机未到”。
幸子也不清楚是什么时机，可西园寺小姐这么说就肯定有她的考量在里面的。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配合公司的战略，反正她还挺喜欢这种隐于幕后的工作方式。
她知道的，自己对镜头有着天然的恐惧。真要自己上台，也不一定能发挥得好。
但是，一旦那个想法被重新想起了，就再也没有消失过。
手指重新落在琴键上。
最近几个月，一些微妙的变化打破了她习惯已久的节奏。
板仓送来的导唱带曲目里，抒情慢歌的比例明显增多了。
以前流行快歌居多，适合卡拉OK场景的高能量曲目。最近三个月，几乎一半是钢琴伴奏的纯情歌——那种需要在安静中展开、考验歌手情感控制力的歌。
她录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困难，反而觉得舒服。但她隐隐意识到，这些歌的录法更接近“专辑”，而非“导唱”。
还有那次拍照。上个月板仓带了一位摄影师来棚里，说是“留一些公司内部存档的资料照片”。
但那位摄影师打光的方式——用了反光板、调了色温、甚至让她微微侧头调整角度——明显超出了“存档“的标准。拍完之后，摄影师收设备的时候跟助手说了一句“这张可以用”。她听到了，没有追问。
最让她在意的，是板仓两周前问她的一句话。
录完当天最后一首歌之后，板仓没有像往常一样说“辛苦了”就走。他坐了下来，聊了几句，然后用一种异常轻松的语气说：
“幸子小姐，你觉得自己……什么时候可以出道？“
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——手指从调音台上抬起来，在半空中停了大约一秒。然后她笑了一下，反问了一句：“板仓先生觉得呢？“
板仓看着她，似乎在等一个不同的回答。但她确实没有更好的答案给他。他最终也笑了笑，拍拍膝盖说“不急不急”，然后离开了。
那天晚上她重新想了一遍那个问题。
“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道？”
她发现自己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。
技术上，她知道自己早已准备好了。西园寺小姐说的打磨，她自认已经做得不错了。
音准比三年前稳了太多，气息更精细了，高音区的质感从“努力够到”变成了“轻松落上去”。录音师半年前就不再给她建议了——因为没什么可提了。
说不出口的是另一件事。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道。
手指在琴键上慢慢地弹着，旋律断断续续。
她爱音乐吗？
当然。
三年来每天都在唱、每天都在写，从来不觉得厌倦。这份工作给了她稳定的收入、充足的独处时间、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录音棚。
她也想被人听到。录音师讲的那个卡拉OK女孩的故事，她到今天还记得。“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“——这个念头在三年里反复出现，频率在增加。
但“想被人听到”和“站上舞台”之间，隔着一道她还没有想清楚的鸿沟。
录音棚里的规则，她已经完全掌握了。在这里，她只需要面对话筒。话筒不会评判她。录坏了可以重来。
她和听众之间隔着无数层介质——话筒、磁带、卡拉OK机器的扬声器——那面“玻璃墙”让她安全，让她自由，也让她可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本身。